下略

《下略》为“以防不测之略”,即乱世时如何治理国家。本篇主旨还可以用原文中的“陈道德,察安危,明贼贤之咎”来概括,即阐述道德,分析安危,说明嫉贤妒能、迫害人才的灾祸。

第一个关键点是仁德。以恩德施天下,天下之人就会归顺。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这五点是一个整体,遵循这些,国家就能安定。君主要先搞好内政再图扩张,休养生息,以身作则,发动正义战争,顺应天道。

第二个关键点是用贤。贤人和圣人对于治国有重要作用,求贤要根据人才的不同特点去招揽,一旦求得了就要尊重贤人,懂得分辨好坏是非,远离奸臣,手握生杀大权,不让豪强乱臣篡权。

第三个关键点是治民。让民众快乐安宁,不违背民意,不让民众疑虑惶惑,保证政治清明,使民众心悦诚服,生活富足,国家就能稳定。

夫能扶天下之危者,则据天下之安;能除天下之忧者,则享天下之乐;能救天下之祸者,则获天下之福。故泽及于民,则贤人归之;泽及昆虫,则圣人归之。贤人所归,则其国强;圣人所归,则六合同。求贤以德,致圣以道。贤去,则国微;圣去,则国乖。微者,危之阶;乖者,亡之徵。贤人之政,降人以体;圣人之政,降人以心。体降可以图始,心降可以保终。降体以礼,降心以乐。所谓乐者,非金石丝竹也,谓人乐其家,谓人乐其族,谓人乐其业,谓人乐其都邑,谓人乐其政令,谓人乐其道德。如此君人者,乃作乐以节之,使不失其和。故有德之君,以乐乐人;无德之君,以乐乐身。乐人者,久而长;乐身者,不久而亡。
能够挽救天下于危亡之中的人,就能够得到天下的安宁;能够消除天下忧患的人,就能享受天下的快乐;能够拯救天下灾祸的人,就能得到天下的幸福。所以,能将恩泽广施于百姓之中,贤能之士就会归顺于他;能将恩泽广施于天地万物,圣明之人就会归顺于他。贤能之士一旦前来归附,这个国家就会繁荣强盛;圣明之人一旦前来归附,天下就会统一。招求贤能之士要凭借“德”,聘请圣明之人要依靠“道”。贤人离去,国家就会衰弱;圣人离去,国家就会混乱。衰弱是危险的根由,混乱是走向灭亡的征兆。贤能之士执政,能让人在行动上顺从;圣明之人执政,能让人内心顺从。让人行动上顺从,就可以图谋创业;让人内心顺从,就可以善始善终。让人行动顺从靠的是礼教,让人内心服从靠的是乐教。 所谓乐教,不只是指金、石、丝、竹等乐器,而是让人们热爱自己的家庭、热爱自己的宗族、热爱自己的职业、热爱自己的国家,拥护政令法律,讲究伦理道德。这样治理百姓,然后再通过推行乐教来加以调节,规范人们的行为,让社会不失和谐。所以,有仁德的君主,会用音乐来使民众欢乐;没有仁德的君主,只知道用音乐使自己快乐。让天下民众都感到快乐,国...
释近谋远者,劳而无功;释远谋近者,佚而有终。佚政多忠臣,劳政多怨民。故曰:务广地者荒,务广德者强;能有其有者安,贪人之有者残。残灭之政,累世受患。造作过制,虽成必败。舍己而教人者逆,正己而化人者顺。逆者乱之招,顺者治之要。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,五者一体也。道者,人之所蹈;德者,人之所得;仁者,人之所亲;义者,人之所宜;礼者,人之所体,不可无一焉。故夙兴夜寐,礼之制也;讨贼报仇,义之决也;恻隐之心,仁之发也;得己得人,德之路也;使人均平,不失其所,道之化也。
不先搞好内政就图谋向外扩张的,一定会劳民伤财,无所收获;不从事向外扩张而致力于先搞好内政的,反而能国固兵强,安逸而善终。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,就会使臣属忠信;实行劳民伤财的政策,必然招来民众的怒恨。所以说,热衷于扩张领土的,内政一定会荒废;着意广施恩德的,国家一定会强盛;能保全自己原本拥有的,会得到安宁无事;一味贪图别人所有的,就会招来祸殃。政治残暴无度,世世代代都将受害;所作所为超过限度,即使一开始成功了也终将导致失败。不以身作则,只是一味教训别人,便是违背常理;要正人先正己,用实际行动来教育别人,才合乎常理。违背常理是招致灾祸的根源,顺应常理才是安定平稳的关键。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,这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。道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普遍规律,德是人们从道中所领悟到的心得,仁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亲互爱,义是人们所应该遵守的原则,礼是人们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。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。 因此,人们每天的生活行动,都要受到礼的约束;讨贼报仇是义的决断;同情怜悯之心是仁爱的开端;正己以正人是修德的途径;让人均齐平等,各得其所,是道的教化。
出君下臣名曰命,施于竹帛名曰令,奉而行之名曰政。夫命失,则令不行;令不行,则政不正;政不正,则道不通;道不通,则邪臣胜;邪臣胜,则主威伤。千里迎贤,其路远;致不肖,其路近。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,故能全功;尚人,而下尽力。废一善,则众善衰;赏一恶,则众恶归。善者得其祐,恶者受其诛,则国安而众善至。众疑无定国,众惑无治民。疑定惑还,国乃可安。一令逆则百令失,一恶施则百恶结。故善施于顺民,恶加于凶民,则令行而无怨。使怨治怨,是谓逆天;使仇治仇,其祸不救。治民使平,致平以清,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。
君主以口述给臣子下达的指示叫做命,书写在竹帛上的指示则叫做令,遵守并执行命令叫做政。命一旦有了失误,令就不能实行;令一旦不能实行,政就会出现偏差;政一旦有了偏差,治国之道就行不通了;治国之道一旦行不通,奸邪之臣就会得势;奸邪之臣一旦得势了,君主的权威就要受到损害。去千里之外迎请贤能之人,路途是非常遥远的;而招引奸佞之徒,路途却是非常近便。所以,英明的君主都愿意舍近求远,他们便能够成就功业;尊重贤人,臣子也会为他尽心竭力。舍弃一个善良之人,众多的善良之人都会郁闷丧气;奖励一个奸恶之人,许多奸恶之人都会纷至沓来。善人得到保护,恶人得到惩罚,国家就会安定,接着群贤毕至。民众对政治存有疑虑,国家就不会安定平稳;民众对政治惶惑不安,就不会奉公守法,社会就无法治理。只有疑虑消除了,惶惑消失了,国家才能安宁。一项政令违背民意,其他政令就会跟着失去效用;一项坏的政令施行了,就会结下无数的恶果。 因此,对顺民要给予好处,对刁民要加以惩罚,这样一来,政令就能推行下去,百姓也就没有怨言了。用百姓所怨恨讨厌的法令去统治心存怨恨的百姓,这叫做逆天行事;用百姓所仇恨...
犯上者尊,贪鄙者富,虽有圣王,不能致其治。犯上者诛,贪鄙者拘,则化行而众恶消。清白之士,不可以爵禄得;节义之士,不可以威刑胁。故明君求贤,必观其所以而致焉。致清白之士,修其礼;致节义之士,修其道。而后士可致,而名可保。夫圣人君子,明盛衰之源,通成败之端,审治乱之机,知去就之节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,虽贫不食乱邦之禄。潜名抱道者,时至而动,则极人臣之位;德合于己,则建殊绝之功。故其道高而名扬于后世。
犯上作乱的人反而身份尊贵,贪婪卑鄙的人反而更加富足。这样一来,即使有圣明的君王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。只有犯上作乱的人受到诛杀,贪婪卑鄙的人受到拘禁,教化才能得以推行,良好的风气才能树立,各种恶行坏事才能清除。品德高尚的人,是无法用高官厚禄去收买的;有正义感有气节的人,是不能用威刑胁迫的。所以,圣明的君主招求贤人,必须根据他们的志趣特点来采取不同的手段。招求品行高尚纯洁的人,要注重礼节;招求有正义感有气节的人,要注重道义。这样才能招求到贤士,君主的圣名也就能保全了。 德才出众的圣人君子,能够明察兴盛衰弱的根源,通晓成功失败的缘由,洞悉安定动乱的关键,深知进退去留的节度。虽然穷困也不贪图濒亡之国的官位,虽然贫寒也不领取混乱之邦的俸禄。胸怀安邦治国之道的隐匿之士,时机到来立刻采取行动就能位居最高的官职。一旦遇到志同道合的君主,就一定能够建立卓越的功勋。因此,他们能将自己高尚的道德流传于后世。
圣王之用兵,非乐之也,将以诛暴讨乱也。夫以义诛不义,若决江河而溉爝火,临不测而挤欲堕,其克必矣。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,重伤人物也。夫兵者,不祥之器,天道恶之;不得已而用之,是天道也。夫人之在道,若鱼之在水,得水而生,失水而死。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。豪杰秉职,国威乃弱;杀生在豪杰,国势乃竭。豪杰低首,国乃可久;杀生在君,国乃可安。四民用虚,国乃无储;四民用足,国乃安乐。
圣明的君王举兵打仗,不是好战,而是想用战争来诛灭残暴、讨伐叛乱。用正义去讨伐不义,就像决开江河,让大水去淹没小小的火把,就像在深渊的旁边去推挤一个摇摇欲坠的人,取得成功是必然的。圣明的君王之所以悠闲安逸而不急于出兵,是不愿过多地造成人员和财物的损耗。战争毕竟是不祥之事,是天道所厌恶的;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进行战争,才符合天道规律。人和天道之间的关系,就好像鱼在水里一样,得到水便能生存,离开水便会死亡。所以,君子要时刻警惕自己,常常心存畏惧,不能背离天道。 豪强之臣执政当权,国家的威严就会削弱;生杀大权掌握在豪强之臣的手中,国势就会面临衰竭。只有豪强之臣俯首听命,国家才能长治久安;只有生杀大权掌握在君主的手中,国家才能安宁稳定。老百姓穷困了,国家就没有储备;老百姓富裕了,国家才能安乐。